第1章

风刮了一整夜。
窗框上钉的塑料布松了一块，撕开个口子，冷风顺着缝往里钻，贴着墙根往下沉。楼道里谁家封了蜂窝煤炉子，锅熬干了，一股煳味混着煤烟，从门缝里挤进来，趴在房顶上，半天散不干净。楼道尽头，公共水房的水龙头没拧紧，一滴，一滴，声音顺着楼道传过来，传得很远。
二〇〇四年的冬天，冷得比往年早。这是县城**楼的最东头，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屋子。
屋里的气味是浑的。廉价白酒，两三块钱一瓶的那种，玻璃瓶白亮，瓶身贴一张红纸商标，商标叫酒洇透了，字模模糊糊。酒味压着隔夜剩菜的酸味——剩的炒白菜，盘子边沿凝着一圈油，冻成白点。桌子当中摆着半碗没吃完的稀粥，粥面结了一层皮，皱皱的，颜色发暗。
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三屉桌，一个关不严实的衣柜。桌子边的空隙里塞着一台二手的缝纫机，台面上摊着她糊到一半的纸盒。饭馆揽的活计，糊一千个给八块钱。
墙上挂着一本日历，页码停在半个月前，纸角卷着，没人去翻。
陈玉兰今年三十九岁。她坐在床沿上，床板吱呀响了一声，随即没动静了。
她在数钱。
十块的，五块的，皱成一团的两块、一块，一张张在膝盖上捋平，数过一遍，再数一遍。三百。她把钞票裹进学费单里，对折，攥在手心。学费单是薄薄一页纸，印着几行字，最后一行写着：三百元。大女儿下学期的学费，过了年就要交。昨晚上她在灯下数过一遍，数够了，包好，压在枕头底下。今天早上又拿出来，重数。
两个月。她攒了两个月。白天在饭馆洗碗，冬天的水冰手，一泡一个钟头，手背肿得发亮，指节粗出一圈，碗打碎了要扣工钱；晚上回家糊纸盒，糊到后半夜，胶水味粘在指头上，拿胰子洗都洗不掉。一块，五毛，一分一分，攒成三百。
男人一早出的门，到现在没回来。不用问去了哪儿。打她从厂里下岗，这个家就靠她洗碗、糊纸盒撑着，他的酒却越喝越凶。起先是跟人喝，后来是自己喝，酒瓶子揣在棉袄里，走起路来叮当响。
他从前不是这样的。年轻时候他也干活，也笑，下了班推着自行车在厂门口等她，车铃按得脆响。是从哪一天开始变的？她想过，没想明白，后来就不想了。
楼道里响起脚步声。不急，拖着，一脚蹭着一脚，鞋跟磨着水泥台阶。她认得这脚步。数到第三下，她就认出来了。她的手不由得收紧，把钱往大腿上按了按。
门开了。没有敲——这个家门，好些年没人敲过了。
男人带着一身酒气进来。没醉到栽跟头的地步，也差不远了，眼睛通红，棉袄敞着怀，少系了一颗扣子。他不**裳，在屋当中站住，晃了两晃，扶住椅背，伸出一只手。
他带进来的冷风还在屋里打转。他扫了一眼屋子，目光从桌上那半碗粥上扫过去，鼻子里哼了一声。
“把钱给我。”
她没吭声。
“给我钱。”他又说一遍。舌头已经硬了，三个字说成含糊的一团。
“这是丫头的学费。”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低，很平，平得连她自己都有点意外。“三百。学校催过了，过了年就交。”
他不接话。他看了她几秒，眼神浑浊，聚不拢，随后慢慢聚到她攥着的那只手上。
“钱。”他走过来。酒气扑了她一脸。酒气底下还有别的气味：棉袄里酒瓶子的气味，棉花套子晒不透的气味，还有一种她说不清的气味。这个男人做她丈夫，已经十八年了。
“三百块。”她说，“我攒了两个月。”
“你给不给？”
她看着这个男人。他们念初中时是同学，一个教室坐过两年，他的课桌就在她前头。那时候他干净，利索，交作业从来及时。
她站起来，往后退，退到窗户边上。塑料布就在她背后，被风顶得鼓起来，啪嗒一下，又啪嗒一下。她把拳头攥紧。
后来的那几秒钟，她记得很乱。后来她一遍一遍地想，只想起几个片段：
他扑过来。她侧过身，把手藏到身后。他抓住她的手腕，拧了一下。她没撒手，学费单还攥在手里，裹在里面的钞票滑出来了，撒了一地，大票小票，到处都是。她去捡。他更快，一把一把往棉袄里塞。她抓住他的袖子。他回过身，抡起胳膊。
然后，那一拳就来了。
正打在太阳穴上。
不疼。至少那一刻不疼。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被撬开了。眼前的光断掉了。
先是膝盖软了，随后整个人往下倒。倒下去的过程很快，快得来不及抓任何东西。手里攥着那张学费单，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
那声音不大。也不脆。
像一袋湿面粉砸在地上。
闷的。
响了一声，就被屋子吸进去了。
地很凉。水泥地的凉，透过头发，透过皮，往里去。她的脸贴着地，半边脸压扁了，眼睛睁着，看见地上的一角。地上有灰，有一小截线头，有不知什么时候踢进来的半块煤渣。桌子腿立在那儿，桌子腿边上掉着一根筷子。
疼是后来才来的。不在太阳穴，在脑袋里面，更深的地方，一下，一下，从里往外顶。她想动一动手，手不听使唤。想动一动脚，脚也不听使唤。身子还是她的，可那扇门好像关上了，她被关在外面。
接着，有热的东西流出来。
从鼻腔里。不是往外流，是往后倒，顺着鼻腔倒进喉咙里去。腥。稠。她想咽下去，咽不下去；想咳，一咳更糟，那东西往深处走，把气堵在嗓子眼里。
窗外的风还在刮。塑料布啪嗒，啪嗒。隔壁的灯光从木板缝里漏出来，落在地上，离她的脸只有几寸。她盯着那条光，想：丫头在里头。丫头别出来。
她的嘴唇动了动。
她想喊一声丫头。一个字就行。或者，别怕。一个字就行。可血堵在喉咙和舌头中间，嘴唇挤出来的只有一点点气音，连声音都算不上。
学费单还在她手里。攥着。纸薄，叫汗洇皱了，攥成一团，三百块那几个字洇得发虚。她攥着它，纸边硌进手心，这一点疼很远，远得像别人的手。
男人没再看她。他踉跄着走到门口，拉开门，回了一下头。没说什么。也许说了。门哐当一声，带上，走了。
门框震了一下。门外，脚步声顺着楼道拖出去，越来越远，下了楼，没了。
天花板上，那盏拉线灯泡晃了起来。
哭声是从隔壁传过来的。很低，很压着，捂着被子、咬着枕头的那种哭。
那间小屋是用木板从主间隔出来的，丫头上了高中才搬进去。小屋的灯还亮着，光从木板缝里漏出一条，落在地上，微微地颤。
她认得这哭声。丫头从小就这么哭——不敢大声。哭出声要挨打。这条规矩，这个家里，连孩子都懂。丫头十六了，今年秋天上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丫头捏着那张纸，在门口站了半天，没敢进来。这个钟点，丫头该在做作业。她念书用功，不用人管，灯亮着写字，写到十点，关灯。
她想跟她说：丫头，别怕。妈没事。钱没了就没了，妈再想办法。
血又涌上来，把话全堵了回去。
灯泡还在晃。
那只灯泡，二十五瓦，玻璃泡叫常年熏得发乌，出来的光是黄昏昏的。灯绳断了半截，就那么垂着。那半截是上回挨打的时候拽断的——她叫人按在墙上，手往上抓，死命地抓，把灯绳拽断了半截。从那以后，这盏灯就没关过。白天黑夜，亮着。没人修。也没力气修。
灯泡吊着那半截绳，晃。弧度很小，一去，再一来。一去，再一来。
她看着它。眼睛已经不会动了，只能看着它。
那个弧度，很熟。
在哪儿见过呢。她慢慢地想。思想越来越慢，像水越来越凉。然后，她想起来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体检室。
那年她十四岁。县棉纺厂招工，体检的队伍排到门外。她记得自己排在队里，手里捏着那张推荐表。前头的人不停地擦汗。屋里闷热，穿白大褂的大夫拿小棍指着视力表上的字，问她，开口朝哪儿。
那个字是E。开口朝下。
“朝下。”她说。
大夫在体检表上打了个勾。那一笔划得很快。
那年，家里有两条路：一条是考高中，一条是进厂招工。妈说，丫头，进厂好。进厂是铁饭碗。
她选择了进厂。
从那以后，她这一辈子，就一直在往下坠。
坠到十四岁，进车间当学徒，细纱机轰隆隆地响，说话要扯着嗓子喊，棉花絮子飞起来，落在头发里，一个月十八块钱，交给妈。坠到十八岁，那个初中同学开始送她回家，沿着河堤走，一路说以后的日子。坠到二十一岁，结婚，一桌酒席没办，抓了几斤糖分掉，搬进这栋**楼，一间屋，隔壁是公共水房。坠到二十三岁，大女儿出生，婆婆来瞧，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是个丫头。坠到二十七岁，又是一个丫头，罚了款，赶出家门，又回去。坠到三十三岁，厂子关了，她抱着一只纸盒站在厂门口，看那块牌子从门柱上卸下来。
坠啊，坠啊，坠到今夜。三十九岁。
哭声没有了。不是真的没有了，是她听不见了。那捂着被子、咬着牙的声音，被隔在很远的地方。
灯泡还在晃。一去，比一来慢。那一点黄黄的光，在她眼睛里越来越小。小到一粒米。小到一根针尖。
然后，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