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瑟瑟的吹，和人心一样凉。
我们一起找了一条小船，将陈老乡的尸体运到了安州。
我没有去，王大嫂子去了，她是陈老乡的妻子，她想要完完整整的丈夫。
到了安州，船停在城外，请人看守，她自己带着女儿进城，设法通过认识的人与日军指挥部联系上了。
对方答应将陈老乡的头颅还给她，并约定日期让她去取。
到了约定的日期，王大嫂子带着六岁的大女儿陈玉，前往宠州城外的日军司令部。
王大嫂子到了那里，就看到大厅的香案上供着一个木盆，内装一只大口瓶，丈夫的头就泡在药水里。
她上前就要拿走，司令部不让拿，说要举行一个仪式。敌军长官叫他司令部里的日本兵列好队，由他上香行礼。礼毕，一个日本兵把木盒子捧给她。
接过丈夫的头颅，王大嫂子心如刀绞，她强忍悲痛支撑着。
没想到，敌军长官还不肯放她离开。
他说：「我们是两个国家，陈司令为他的国家，我是为我的国家。但我们崇敬他的英勇，要学习他的精神。」
长官看到王大嫂子的肚子很圆，像是快要生产，就问她有几个孩子。
王大嫂子说有两个女儿。长官说，希望她生个男孩。
王大嫂子认为，敌军长官之所以要举行上述仪式和说这一番话，不单单是为了我们中国军人宁死不屈的精神；也是想借此机会宣扬他们大日本帝国的怀柔政策。
一场风雨之争结束后，王大嫂子将老乡的头颅捧回城外的小船，请人将头与尸体缝合。
我知道，她本想将陈老乡葬回他的故乡，但日军不答应，她只得将丈夫安葬在了安州西门外西仓桥下第十根电线杆下一户姓唐人家的田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得到消息时我们兴奋得拍桌大叫，与临近之人相拥而泣。
屋外有人敲锣打鼓地欢呼，有人狂奔着呐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我随曹若定奔赴上海前线，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从我 19 岁到现在 27 岁。
整整八年！
八年啊！
我们终于胜利了！
我望向远方，目光仿佛穿越了千山万水，落在他的身上。
曹若定，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然而，世事并不如我所预想。
时年九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讨论国际国内各种问题。
经四十三天谈判，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以期和平建国。
协定刚刚签定，蒋介石就密调 110 万军队，兵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军进攻。
中共中央当即抽调 11 万军队和 2 万干部进入东北予以阻击。
我亦再次背上急救包，随部队出发。
此时我与抗日战争时心境已大不相同。
我不理解，好不容易才击退了外敌，换来了和平，为什么又要打，还是和自己人打。
我祈求曹若定千万莫要上战场，甚至暗暗希望他能当一个逃兵。
十一月郭沫若先生在重庆举行了反内战大会，昆明亦有三万余学生罢课举行反内战集会。
国民党武装暴力镇压学校，重庆、上海等地纷纷声援。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的争取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
同年六月，国民党在美帝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解放战争随之彻底爆发。
这已经成了一场不得不打的仗。
我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你们若是在战场上碰到一个叫曹若定的飞行员，不要杀他，你们跟他说，柳月儿加入了共产党，她在解放区等着他。
带他来见我，我会说服他加入共产党的。他最是善良，又向往和平，你们千万别杀他。
解放战争从北打到南，解放区不断扩大，我依旧没有曹若定的丝毫消息。
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开启撤退到台湾计划。
六十余万现役军人与百万民众皆随之陆续赴往台湾。
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宣布台湾省全境戒严：禁止岛内与大陆之间的所有人员往来。
我因跟随部队多年跋涉，脚疾复发，已严重到了无法站立的地步。
组织派人将我送回了蓉都城休养。
彼时我已是三十二岁。
我与曹若定分别了十三年，而我和他真正相处也不过就是从嫁给他到做完手术的一年半时光而已。
但我想，就这一年半的时光也已经抵得了许多人的一生还要多了。
我每日只做两件事，去护理学校教学和去府南河边等他。